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在实践中干出来的，是历经艰辛探索得出来的规律性认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也引领着我们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座制度“飞来峰”，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发展、文化渊源和实践基础的“参天大树”。就制度环境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历史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之间具有很高的契合性，充分反映了中国在国家治理体系选择上的科学认识和高度自觉。
与中国历史发展相契合。1840年战争后，中国社会进行过一些西方制度形式的尝试，如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都以失败告终。直到中国诞生之后，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状况。中国团结带领人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制度，让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国家开始旧貌换新颜，焕发出生机活力。这充分证明我们的制度体系是与中国历史发展相契合的。
与中国文化根脉相契合。习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制度绝不只是一系列外在的强制性行为规范，还是内在的文化思维价值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数千年润物细无声的内在演化与积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培育了文化之根。
中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行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样一套制度安排，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实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制度体系运行的高效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集中力量办大事。习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的辉煌历程证明，我们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从“两弹一星”到“嫦娥”探月，从三峡工程到青藏铁路，从北京奥运会到上海世博会，从工业化骨架全面搭建到高铁大动脉不断延伸，从党的十八大以来连续六年年减贫1300多万人到织就世界最大社会保障网……中国制度表现出来的巨大能量，令世界瞩目，充分体现了中国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提高效率办成事。不仅能够调动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还能提高效率办成事，这是中国制度体系运行高效性的另一个表现。一项议题，从决策到执行都能够体现出这种效率。通过实行民主集中制，既能够广泛收集各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阶层的意见，实现决策的代表性与广泛性；同时，又能够在收集各方意见建议的基础上，高效集中做出决定，从而形成最终的决策。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党的主张首先通过党内决策转化成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然后再通过严格的法定程序，上升为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国家意志，并得到执行的过程。
面对挑战有定力。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有效应对和化解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使自身得到完善和发展。比如，既能够着眼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也能够根据经济运行中的问题进行灵活、适时的逆周期调节，在平稳发展中实现转型升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指某个单项的制度，而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不同层面的制度相互衔接、相互联系，各司其职、有机协调，形成了系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推动着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
根本制度是在制度体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根本制度反映了制度体系的本质内容和根本特征，体现了制度体系“质的规定性”，是一种制度体系区别于其他制度体系的主要标志。比如，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作为根本领导制度的党的领导制度居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统领地位，坚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基本制度是制度体系中的基本内容。基本制度体现在各领域各方面，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比如，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作为基本层面的制度，规定着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基本政治制度包括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经济制度是指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它是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中国发展奇迹的重要保障。
重要制度服务于根本制度与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是由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派生而来的、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具体的主体性制度，推动着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若是没有重要制度发挥作用，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就会悬空，其维护社会关系、社会性质、社会秩序的目的便无法实现；若重要制度不恰当不适宜，其中的具体制度不具体不全面和不相互配套，也会影响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贯彻落实。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